要加强产权管理，完善企业产权管理制度，健全产权管理机构和人员。
可以说，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中国范围，新自由主义都表现出了一直强烈的进攻的态势。对于两者的关系，他还明确地说了这样的话。
如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有人就改变社会主义的定义，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的公式，让社会主义和公有制脱钩。比较起来，计划经济的成本显然要低得多，企图以所谓成本高来否定计划经济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必然使商品生产者优胜劣汰、两极分化。（《环球视野》摘自2004卷第11辑《海派经济学》） 进入专题： 新自由主义 经济改革 。（三）在公有制企业里，每个劳动者可以根据劳动的熟练和质量实现按劳分配，而不像在私营企业里哪样只是出卖劳动力，工资很低，劳动主要是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剩余价值。
这样，在实行计划经济时就要考虑企业的利益，而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执行计划时就有可能要打折扣。马克思主义者也非常重视效率。欧斯萨格（PeterOrszag）。
失业率急剧上升，上升了十倍之多。无需多说，仅仅是一些数字演算是不能给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提供恰当意义的。美国与这些可怕的发展都有牵连。不仅识字率大幅提高，而且在科学以及数学的国际竞赛中，这个地区许多国家的表现都超过了美国。
进一步讲，与墨西哥相比，有长期种族冲突历史的印度尼西亚具有远为强烈的政治和社会爆炸性。他们的对市场的信念与他们对其支柱——即市场能有效作用所需的那些条件奇妙之处的了解是不匹配的。
有批评者指责他们在经济学上采用以固定模子压饼干的方法。直到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终于承认疗法被低估了——但它现在又坚持声称它一直是这样说的。实际工资大幅下降——而且是在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网络的国家里。这样做表明，美国与那种正在使俄罗斯人民变得赤贫的力量站在了一起。
在那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正确地实施财政紧缩（平衡预算）和偏紧的货币政策。美国财政部对它的经济分析和方案如此傲慢自大，经常把信息控制得很严——往往是太严了——甚至总统所能看到的也是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此之前已经施加压力了，要求减少政府开支。本文作者为国际著名经济学家，1996－1999年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因与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组织在政策上的分歧，被迫辞职。
在1998年中，随后作为罗伯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选用的数字模型经常有明显缺陷或者老旧过时。
但是，谈判的所有筹码都在谈判的一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且几乎不给对方足够的时间去达到广泛的一致意见或者向议会或国内社会咨询。我亲眼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一起，先后如何应对。
印度尼西亚仍深陷泥潭。有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假装特许完全的公平，同时却在私下谈判秘密契约。当我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官员谈我的意见时——例如，解释高利率会怎样增加破产，因此使得重建对东亚经济的信心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刚开始只是抵制，然后，当无法提出一套有效的反驳时，他们退回到另外一种回答：我是否理解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主管委员会——由发达国家财政部长们任命的，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贷款项目的机构——的压力。使人恼怒的不仅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惯性如此难以制止，而且在于，所有的事情都是关起门来操作的，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究竟谁是阻碍改变政策的真正障碍。制度、历史或者收入分配根本就无关紧要。他正是那种拥有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的人。
非常坦率地说，一个学生如果对当面对经济下滑时，泰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这样一道考试题给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答案，那么他只能得一个F（不及格）。首先，与塔尔伯特的观点相反，那些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仰者仍然坚持认为问题不是太多的疗法而是太少的休克。
例如，类似破产和对违约的恐惧这样一些微观经济现象，是东亚经济危机的中心问题。但是，那些为这个组织工作的老人们——他们绝大多数是年纪较大的人——的作为使人感觉他们肩负着鲁德亚德。
但在实践中，它通过强制实施的政策一直在破坏民主过程。基金会的首脑说，紧缩将重建人们对泰国经济的信心。
在此期间，全球经济经历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东亚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仍然还在困境中挣扎。压缩的政府开支只能使经济更加萎缩。这些经济学家往往缺乏对这个国家的广泛了解，他们可能对这个国家的五星级饭店比对分布在乡下的村庄拥有更多的了解。
然而，那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计划要进行的。如果我在政府工作期间学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那些专家意见看起来会起最大作用的领域，公开性是最重要的。
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欢迎更多的监督，他们的愚蠢可能会变得更明显，也会更早被发现。上一轮经济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拉丁美洲。
这篇文章就属于专家的质疑。今天，俄罗斯仍然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者认为，这次衰退的结束证明了这个机构政策的有效性。在泰国，这种短期资本的流入带来了一场不可持续的房地产经济泡沫。当聪明人自我封闭起来，听不到外部批评和建议时，他们往往会做出愚蠢的事情。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选用模型的过时以及脱离实际的程度，令我一次又一次地惊愕。
因此，在1997年末吉隆坡召开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我发表了一个世界银行精心准备的声明：我认为过度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在印度尼西亚造成社会和政治动乱。公开讨论本来可以提出一些深刻而又没有引起美国媒体注意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推行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动荡？譬如，1993年，美国财政部不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反对，在韩国推行了自由化。
当然，从名义上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强制实施什么，只是谈判接受援助的条件。于是我开始游说改变这种政策。
当危机蔓延到印度尼西亚时，我更加担心了。他们所讲的语言只有极少数公民能够理解，而且几乎没有政策制定者愿意进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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